从取消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到取消工业品的计划调配。

这个根本性的发展问题由于社会主义时期培养了一大批由国家养活的"工人贵族"（或"城市贵族"）而大大加重了。正确的战略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另一方面，在技术上非常强大的国营企业的效率下降与亏损增加，这两方面因素是促使政府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动因。认为是压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因素。例如金融体制改革现在被新兴的企业家们当做吞并经营不善但有规模经济潜力的国有企业的有力手段。一部资本主义经济史无非是为这一规律做的脚注。所以我这篇文章，要从五十年代开始，替读者理出一个传统，然后引出九十年代的问题。

家族以外，乡村之内，有乡约规矩。而中国人走的路，是中国文明养育的中国头脑想出来的。以预算全口径为原则，将政府的所有收入和支出（包括尚游离于四本预算之外的债务、各类公共资源资产、各类公共权力收支等）都纳入管理。

另外，促进人口流动、适当吸引移民也应当成为我国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一方面，要以实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制度依托，顺应城市化进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历史性趋势。但从进展看，科技研发的创新活力和相关人才的培养、供给机制，被行政化、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种种违反科研规律的不当制度机制所扼制，虽然一方面我国科研人员的论文发表数、专利申请数快速增长、已名列世界前茅，然而另一方面科技成果向产业、市场的转化率不到 10%，究其原因，相当重要的前置环节——教育领域即人才培养体系中，由于严重的行政化、应试教育化等而窒息创造性人才的生长，形成钱学森之问的难解之题。五是依全面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实现市场化定价的方针，择机在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临门一脚——放开存款利率上取得突破。最简要地说，与近年资源、环境矛盾凸显（如雾霾所代表的环境危机因素）有内在因果关联的是：中国的人口密度、汽车空间密度及能源空间消耗密度等，高度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形成半壁压强型的资源、能源耗用及相伴随的环境压力，再加上前些年压缩饼干式和粗放式外延型经济发展阶段中超常规的高峰期密度提升系数，又再加上中国资源禀赋条件决定的基础能源以煤为主伴生的异乎寻常的环保压力，势必引发高压力区和高压力阶段上基础能源禀赋结构叠加而成的中国升级版可持续发展所面对的矛盾凸显，其所形成的非常之局，使得以供给管理非常之策调整结构、优化供给环境、释放增长空间的任务，越发迫切和不容回避。

六是积极推进官员财产报告与公示制度的改革试点。这既是基于我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亦是基于当下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基于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近年来在调控、管理经济方面一系列经验教训的总结。

（二）积极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 土地是被称为财富之父的根本资源，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也是供给管理的极重要内容。4. 教育体制扭曲、僵化，科技创新驱动力弱 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应当而且必须强化创新驱动，已成为各方共识。其次应考虑产业领域，如以节能降耗减排为特征的示范园区和示范项目建设、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各类生产性服务业等。四是政策机制的设计质量往往不高，效果还有待提升，如政府主推的棚改、医改、中心区域交通体系建设等，大方向正确但方案纰漏、缺陷不少。

二是以减少间接税、增加直接税为切入点，建立现代税收制度。1. 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 我国人口总量世界第一。特别应当注重制度供给，在新的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来促进供给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我国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2. 土地制度僵化落后，自然资源粗放、低效耗用 我国土地及相关自然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供给机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十分明显。

（三）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 针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失衡、功能不全和金融抑制，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在未来不到 10年间，我国将步入超老龄化社会，速度之快超过日本。

（二）我国经济仍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呼唤实质性的供给端改革创新举措 已有经济理论认为，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动力源）主要有五个：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一是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适当降低国家持股比例提升社会资本持股比例。

【摘 要】十三五期间，必须高度重视三大国情约束条件：半壁压强型的巨大能源、环境、空间压力约束。七是对社会中介组织作合理培养引导，促进竞争，提高素质，正确地行使其承接政府转移功能之作用。为适应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打造有效动力机制的总体要求，亟应注重从供给侧入手，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从微观主体即创业、创新、创造的市场主体层面，释放经济社会的潜力、活力，托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加快增长方式转变，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扫清和拓宽道路。1993年 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里程碑式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思路与目标模式，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来加快国内的改革发展，是当时强调战略机遇的主要着眼点。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为代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向工业领域的巨量转移，是支持我国获得经济发展的主力贡献因素之一。必须看到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收入分配矛盾问题成因复杂，不可能通过实施某种专项、单项的改革达到毕其功于一役的目的。

课题组其他成员是：姚余栋、黄剑辉、冯俏彬、苏京春。对此至为关键的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必须以实质性推进攻坚克难的全面改革来保障。

2003年 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以后年月里人口普查工作的陆续进行，相关数据显示， 60余年间东南部人口的绝对数值已由 4亿多增长为 12亿多，但占比较 1935年只减少了 2个百分点（数据口径均不包括台湾）。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邻近城市的农村土地（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等）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城市发展用地，这本是城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科学、合理、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

基于我国最近两轮通胀—通缩压力转变都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因而仅靠货币政策的总量调节难于从根源上消除引发通胀或通缩的高权重因素。第四是民生领域，如未来几十年内将需求激增的健康养老产业、仍存突出结构性供给矛盾的教育、以住有所居为目的的棚户区改造、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等保障性住房供给，各类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体育需求的设施建设与产业开发，等等。财政的实质是公共资源配置的体系与机制，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既与公共权力主体的系统化改革高度关联，也与整体资源配置机制改革息息相关。我国的区域间差异仍然巨大，亟需通过合理的统筹协调来有效地贯彻中央确定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和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等，适当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控制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三是在政策性融资机制创新中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开发性金融、农村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服务体系。一是加快建设以规范、透明、绩效为特征的现代预算管理制度。

五是加强对非工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引导和管理，严厉打击贪赃枉法、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走私贩毒、偷逃税收等相关的黑色收入，同时清理整顿规范种种灰色收入。二是顺应大部制改革前景，动态优化设计、择时启动行政审批的国家标准化工作。

近年我国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亦出现变化，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 +为依托的新经济崭露生机，东北区域经济危机因素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基础优势的西部省市则异军突起。资源税改革要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并对接各配套联动改革事项。

三是进一步清理收费，降低企业实际综合负担特别是税外负担，在深化财税改革厉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注重彻底切断行政审批与收费之间的利益关联，分类重建收费管理的体制机制，将准税收性质的收费、基金尽快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使用者付费性质的收费、基金应在基金预算中加强成本核算与信息公开，行业协会、中介组织所提供的服务收费应打破垄断、增强竞争、压低负担水平，对红顶中介、设租寻租所强加的企业负担，更应结合反腐倡廉来有效消除。简言之，中国经济的供给升级客观需要和结构性分化过程，正趋于明显。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召开过数次意义重大的三中全会。这是摆在决策层及全体国民面前一道严肃的历史性考验课题，并对优化供给环境和机制提出了重大要求。

该线倾斜约 45度，以该线为界，当时东南半壁 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 96%的人口。为支持从发展基础科研、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各个方面的自主创新，要在实行科技体制和管理体系改革、提升绩效的同时，下决心继续增加科技投入和研发开支，并努力提升其绩效。

2031 年到 2049年，持续强化软硬实力，阔步重返世界之巅。应考虑：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为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在广阔的国土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和合理的城镇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近年来，我国人均 GDP继续上升， 2011-2012年分别超过 5000美元和 6000美元， 2013-2014年分别为 6767美元和 7485美元。这也需要为数可观的财力，可用的钱还很不足。